徐志摩作品赏析: “迎上前去”

by admin on 2019年11月3日

  这回我不撒谎,不打隐谜,不唱反调,不来烘托;我要说几句,至少我自己信得过的话,我要痛快的招认我自己的虚实,我愿意把我的花押画在这张供状的末尾。
  我要求你们大量的容许,准我在我第一天接手《晨报副刊》的时候,介绍我自己,解释我自己,鼓励我自己。
  我相信真的理想主义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煨成灰,碎成断片,烂成泥,在这灰、这断片、这泥的底里,他再来发现他更伟大、更光明的理想。我就是这样的一个。
  只有信生病是荣耀的人们才来不知耻的高声嚷痛;这时候他听着有脚步声,他以为有帮助他的人向着他来,谁知是他自己的灵性离了他去!真有志气的病人,在不能自己豁脱苦痛的时候,宁可死休,不来忍受医药与慈善的侮辱。我又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在这生命里到处碰头失望,连续遭逢“幻灭”,头顶只见乌云,地下满是黑影;同时我们的年岁、病痛、工作、习惯,恶狠狠的压上我们的肩背,一天重似一天,在无形中嘲讽的呼喝着,“倒,倒,你这不量力的蠢才!”因此你看这满路的倒尸,有全死的,有半死的,有爬着挣扎的,有默无声息的……嘿!生命这十字架,有几个人抗得起来?
  但生命还不是顶重的担负,比生命更重实更压得死人的是思想那十字架。人类心灵的历史里能有几个天成的孟贲乌育①?在思想可怕的战场上我们就只有数得清有限的几具光荣的尸体。  
  ①孟贲乌育,通译墨尔波墨涅,希腊神话中专司悲剧的文艺女神。在近代西方作品中,墨尔波墨涅有时用作“戏剧”的代名词。 

  徐志摩是一位生前很有争议的诗人。他的思想的驳杂以及个性的凸现,很容易引起不同的评价。  

  我不敢非分的自夸;我不够狂,不够妄。我认识我自己力量的止境,但我却不能制止我看了这时候国内思想界萎瘪现象的愤懑与羞恶。我要一把抓住这时代的脑袋,问它要一点真思想的精神给我看看——不是借来的税来的冒来的描来的东西,不是纸糊的老虎,摇头的傀儡,蜘蛛网幕面的偶像;我要的是筋骨里迸出来,血液里激出来,性灵里跳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真纯的思想。我不来问他要,是我的懦怯;他拿不出来给我看,是他的耻辱。朋友,我要你选定一边,假如你不能站在我的对面,拿出我要的东西来给我看,你就得站在我这一边,帮着我对这时代挑战。
  我预料有人笑骂我的大话。是的,大话。我正嫌这年头的话太小了,我们得造一个比小更小的字来形容这年头听着的说话,写下印成的文字;我们得请一个想象力细致如史魏夫脱①(Dean Swift)的来描写那些说小话的小口,说尖话的尖嘴。一大群的食蚁兽!他们最大的快乐是忙着他们的尖喙在泥土里垦寻细微的蚂蚁。蚂蚁是吃不完的,同时这可笑的尖嘴却益发不住的向尖的方向进化,小心再隔几代连蚂蚁这食料都显太大了!  
  ①史魏夫特,通译斯威夫斯(1667—1745),英国作家,杰出的讽刺大师,代表作为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 

  茅盾在《徐志摩论》说:“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茅盾还从徐志摩《婴儿》一诗入手,分析徐志摩所痛苦地期待着的“未来的婴儿”乃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茅盾是以阶级意识对徐志摩所作的判断,但是他仍然注意到了徐志摩自己颇为得意的一位朋友对他的两个字的评语:这便是“浮”和“杂”(“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为文人。”)这两个字概括了诗人性格和思想的特点。徐志摩思想的“杂”是与他为人处世的“浮”联系在一起的。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他没有闻(一多)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徐志摩就是这样,接受得快,但却始终在波动之中。  

  我不来谈学问,我不配,我书本的知识是真的十二分的有限。年轻的时候我念过几本极普通的中国书,这几年不但没有知新,温故都说不上,我实在是孤陋,但我却抱定孔子的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决不来强不知为知;我并不看不起国学与研究国学的学者,我十二分尊敬他们,只是这部分的工作我只能艳羡的看他们去做,我自己恐怕不但今天,竟许这辈子都没希望参加的了。外国书呢?看过的书虽则有几本,但是真说得上“我看过的”能有多少,说多一点,三两篇戏,十来首诗五六篇文章,不过这样罢了。
  科学我是不懂的,我不曾受过正式的训练,最简单的物理化学,都说不明白,我要是不预备就去考中学校,十分里有九分是落第,你信不信!天上我只认识几颗大星,地上几棵大树!这也不是先生教我的;从先生那里学来的,十几年学校教育给我的,究竟有些什么,我实在想不起,说不上,我记得的只是几个教授可笑的嘴脸与课堂里强烈的催眠的空气。
  我人事的经验与知识也是同样的有限,我不曾做过工;我不曾尝味过生活的艰难,我不曾打过仗,不曾坐过监,不曾进过什么秘密党,不曾杀过人,不曾做过买卖,发过一个大的财。
  所以你看,我只是个极平常的人,没有出人头地的学问,更没有非常的经验。但同时我自信我也有我与人不同的地方。
  我不曾投降这世界。我不受它的拘束。
  我是一只没笼头的野马,我从来不曾站定过。我人是在这社会里活着,我却不是这社会里的一个,像是有离魂病似的,我这躯壳的动静是一件事,我那梦魂的去处又是一件事。我是一个傻子,我曾经妄想在这流动的生里发现一些不变的价值,在这打谎的世上寻出一些不磨灭的真,在我这灵魂的冒险是生命核心里的意义;我永远在无形的经验的巉岩上爬着。
  冒险——痛苦——失败——失望,是跟着来的,存心冒险的人就得打算他最后的失望;但失望却不是绝望,这分别很大。我是曾经遭受失望的打击,我的头是流着血,但我的脖子还是硬的;我不能让绝望的重量压住我的呼吸,不能让悲观的慢性病侵蚀我的精神,更不能让厌世的恶质染黑我的血液。厌世观与生命是不可并存的;我是一个生命的信徒,起初是的,今天还是的,将来我敢说也是的。我决不容忍性灵的颓唐,那是最不可救药的堕落,同时却继续躯壳的存在;在我,单这开口说话,提笔写字的事实,就表示后背有一个基本的信仰,完全的没破绽的信仰;否则我何必再做什么文章,办什么报刊?
  但这并不是说我不感受人生遭遇的痛创;我决不是那童呆性的乐观主义者;我决不来指着黑影说这是阳光,指着云雾说这是青天,指着分明的恶说这是善;我并不否认黑影、云雾与恶,我只是不怀疑阳光与青天与善的实在;暂时的掩蔽与侵蚀,不能使我们绝望,这正应得加倍的激动我们寻求光明的决心。前几天我觉着异常懊丧的时候无意中翻着尼采的一句话,极简单的几个字却涵有无穷的意义与强悍的力量,正如天上星斗的纵横与山川的经纬,在无声中暗示你人生的奥义,祛除你的迷惘,照亮你的思路,他说“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The sufferer has no right to pessimism),我那时感受一种异样的惊心,一种异样的澈悟:——

  因此,在评论界有人就以徐志摩为世人所诟病的《秋虫》、《西窗》等来批判他的消极倾向。他的思想驳杂,往往被简单地概括为“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他的思想倾向,则为“反动、消极、感伤”一类。但另一方面,思想驳杂的徐志摩又在《落叶》中热情地赞美苏联革命,并且呼吁人们“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人生”。《秋虫》、《西窗》发表的同时,徐志摩还在在《志摩日记》中对五三惨案发表了相当激烈的意见:“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侮辱的事不可以追源到我们自己的昏庸。”同时还在致恩厚之信中,谈到国内形势:“虽然国民党是胜利了,但中国经历的灾难极为深重。”徐志摩就是这样的一位复杂的人。他一方面对法国大革命极为景仰,一方面又极有兴味地谈论着巴黎令人目眩的糜烂以及那里的“艳丽的肉”。徐志摩在《落叶》中说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  

  我不辞痛苦,因为我要认识你,上帝;
  我甘心,甘心在火焰里存身,
  到最后那时辰见我的真,
  见我的真,我定了主意,上帝,再不迟疑!

  热情好动的习性,使徐志摩拥有众多的朋友。陈从周在《记徐志摩》中说:“志摩的国际学术交往也是频繁的。他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印度老诗人泰戈尔与他最是忘年之交,还与英国哈代、赖斯基、威尔斯,法国罗曼·罗兰等等,都有交往。”陆小曼在《泰戈尔在我家作客》中回忆道:“志摩是个对朋友最热情的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我家是常常座上客满的:连外国朋友都跟他亲善,如英国的哈代、狄更生、迦耐脱。”徐志摩的交往活动,尤其是他与外国友人的交往,使他具有了一种品格。由于中国与世界文化的隔膜太远,由于国情、语言等的差异,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性的交往中,往往充当了“孤独者”的角色。能像徐志摩这样以充分的认同、而又不忘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诗人是很少的。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影响的扩大,他一定会在促进东西方的交流与了解中起更为显著的作用。  

  所以我这次从南边回来,决意改变我对人生的态度,我写信给朋友说这来要来认真做一点“人的事业”了。——

  中国新诗运动由胡适等人开始倡导后,经过一段尝试,到郭沫若《女神》时已经渐具规模。但新诗在很长时间的尝试中忽视了对艺术形式的完美的追求。新月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诗“创格”运动,就是要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  

  我再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份;
  我只要这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

  1926年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提出“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  

  在我这“决心做人,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是一个思想的大转变;因为先前我对这人生只是不调和不承认的态度,因此我与这现世界并没有什么相互的关系,我是我,它是它,它不能责备我,我也不来批评它。但这来我决心做人的宣言却就把我放进了一个有关系,负责任的地位,我再不能张着眼睛做梦,从今起得把现实当现实看:我要来察看,我要来检查,我要来清除,我要来颠扑,我要来挑战,我要来破坏。
  人生到底是什么?我得先对我自己给一个相当的答案。人生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形形色色的,纷扰不清的现象——宗教、政治、社会、道德、艺术、男女、经济?我来是来了,可还是一肚子的不明白,我得慢慢的看古玩似的,一件件拿在手里看一个清切再来说话,我不敢保证我的话一定在行,我敢担保的只是我自己思想的忠实,我前面说过我的学识是极浅陋的,但我却并不因此自馁,有时学问是一种束缚,知识是一层障碍,我只要能信得过我能看的眼,能感受的心,我就有我的话说;至于我说的话有没有人听,有没有人懂,那是另外一件事我管不着了——“有的人身死了才出世的,”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真的出世那一天?
  是的,我从今起要迎上前去!生命第一个消息是活动,第二个消息是搏斗,第三个消息是决定;思想也是的,活动的下文就是搏斗。搏斗就包含一个搏斗的对象,许是人,许是问题,许是现象,许是思想本体。一个武士最大的期望是寻着一个相当的敌手,思想家也是的,他也要一个可以较量他充分的力量的对象,“攻击是我的本性,”一个哲学家说,“要与你的对手相当——这是一个正直的决斗的第一个条件。你心存鄙夷的时候你不能搏斗。你占上风,你认定对手无能的时候你不应当搏斗。我的战略可以约成四个原则:——第一,我专打正占胜利的对象——在必要时我暂缓我的攻击,等他胜利了再开手;第二,我专打没有人打的对象,我这边不会有助手,我单独的站定一边——在这搏斗中我难为的只是我自己;第三,我永远不来对人的攻击——在必要时我只拿一个人格当显微镜用,借它来显出某种普遍的,但却隐遁不易踪迹的恶性;第四,我攻击某事物的动机,不包含私人嫌隙的关系,在我攻击是一个善意的,而且在某种情况下,感恩的凭证。”
  这位哲学家的战略,我现在僭引作我自己的战略,我盼望我将来不至于在搏斗的沉酣中忽略了预定的规律,万一疏忽时我恳求你们随时提醒。我现在戴我的手套去!

  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格律诗运动便由闻一多、徐志摩领导,以《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艺术主张。新月派也由此得来,他们的艺术实践对于早期新诗的散漫倾向确实是有力的反拨。徐志摩是新月派理论的最忠实的实践者,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说的,他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而且“他尝试的体制最多”。  

  徐志摩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在英国剑桥大学贵族文化的教育下,形成了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所希望的政治,是英国式的,是希腊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他所向往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政权,他是连影子都要怕的。1922年,徐志摩回到中国,这已是“五四”运动的低潮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现实,使他那理想主义碰了壁。尽管如此,他那热情和幻想并未因此消褪。本文正是他从心里“呕出来的几口苦水”。(徐志摩《再剖》)是他“烦闷的呼声”,他在写“自己”,解剖自己的思想,倾吐自己的情怀,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也更为鲜明和深入,浪漫主义的因素也更为加强。感情是狂烈的倾泻,而不是慢慢的渗出。他写作本文时,正是他思想陷入极度的矛盾和苦闷,他反复剖析自己该时期思想情绪突然变化的状况和原因。一方面,他看到了客观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他认定自己主观精神出了毛病。他想利用这“反省的锋刃”,劈去纠着他心身的累赘,解卸身上的负担,求得自我“解放的希望”(《再剖》),想摆脱精神上的痛苦,不甘心理想主义的泯灭,从失望中找寻希望。
  郁达夫曾把徐志摩一类的散文家写作的散文的共同特征,归结为“带有自叙传的色彩”。(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本文深入解剖、省察自己的思想灵魂,真切显现坦露自己的性格、思想、信仰,并从失望中振作起来,发出战斗的宣言:决计迎上前去,“决心做人,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当我们阅读这篇散文时,能感到有一股强烈的情感在奔突,它像一团火在燃烧,也使别人燃烧,这篇文情并茂的散文,不仅阐明了作者的战斗思想,而且宣泄了作家悲郁愤激求索理想的灼热之情。正如文章开写到“这回我不撒谎,不打隐谜,不唱反调,不来烘托,我要说几句至少我自己信得过的话,我要痛快的招认我自己的虚实”读到此处,我们似乎也听到了作者心灵的撞击声,而且被它那潮水般汹涌澎湃的气势和情绪所裹挟,所惑召,感受到一种奋发上进的精神力量。
  鲜明、深入地剖析社会,剖析自我是这篇散文的特色。作者先是介绍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真的理想主义者要经得起挫折,经得起打击,要从失望中找寻新的希望。在这里用“生病”来比喻理想主义者的受挫,作者认为生病的时候不是“高声嚷痛”,而是“摆脱苦痛”。接着分析客观社会现实,分析生命的现状:“在生命里到处碰头失望”,而生命的重担却“一天重似一天”生命的十字架如此的沉重,但思想的十字架却比生命的十字架还要沉重,因为能思想,当作者看到“国内思想界萎瘪现象”更觉愤懑和羞恶。作者要时代的真思想的精神,要向这时代挑战,作者预料到这会引起有些人的笑骂,但唯其他们的苟且偷生,象食蚁兽一样的生活更激起作者的入世热情。作者用了一系列形象的比喻把时代、社会的丑恶和腐朽揭示出来“是纸糊的老虎,摇头的傀偏,蜘蛛网幕等的偶像。”是“一大群食蚁兽”。作者对自己的解剖也毫不留情,“我不来谈学问,我不配。我书本的知识是真的十二分的有限。”“科学我是不懂,我不曾受过正式的训练,最简单的物理化学,都说不明白”,“我人事的经验与知识也是同样的有限。”所以作者如实写道“我只是个极平常的人。”作者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不足后,又弘扬起自己自上宝贵的品质来,那就是对理想的追求。“在这打谎的世上寻出一些不磨灭的真”“不能让绝望的重量压住我的呼吸,不能让悲观的慢性病侵蚀我的精神,更不能让厌世的恶质染黑我的血液。”接着又以哲学家尼采的话语作证。作家以生动形象的比喻,宣扬自己的人生观和理想主义,怀着充沛的情感,用诗句抒写到“我不辞痛苦,因为我要认识你,上帝;我甘心,甘心在火焰里存身,到最后那时辰见我的真,见我的真,我定了主意,上帝,再不迟疑。”这种鲜明、深入的剖析,这种斩钉截铁,宣誓般的诗句,让我们充分了解到作者的理想和追求,充分理解了作者之所以要迎上前去的原因和目的。为下文作了很好的铺垫。
  生的意志的执着的表现,无需词藻的华丽,只要真实,流畅、朴素的语言就足以体现意志和情感的神韵和内核。在本文的下半篇,作者紧扣“做人”这个中心题旨,表明他对人生的态度,并详细阐明自己在人生中搏斗的战略原则。作家
  用诗句写道

  新诗运动从五四开始,到新月派的锐意“创格”,这个过程体现新诗开始成熟地转向对诗艺的探求。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说的“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严谨”,就是新月派探求的理论概括。受到新月派诗人尤其是徐志摩的启发和影响,诗人们开始把情感的反复吟咏当作了一种诗歌的创作的追求。徐志摩的一些名篇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苏苏》、《再不见雷峰》、《半夜深巷琵琶》等,都追求把活泼的情绪纳入一个严谨的结构框架,以有变化的复沓来获得音乐的效果。他的《为要寻一颗明星》诗歌的格式是单纯的,诗句也是单纯的,但却有丰富的节律变化。有意追求的复沓,大部分相同中微小的变异,造出既繁富又单纯的综合美感。徐志摩的复杂而认真的实践,使他成为“纯艺术”的忠实实行者,他的几乎每一个音节都是经过精心选择后安放在最妥切的位置上。而他还能以纯粹的口语,展示那种失去的没落的哀叹;那种无可奈何的眷恋,被极完美的音韵包裹起来,而且闪闪发光。  

  “我不想成仙,
  蓬莱不是我的份;
  我只要这地面,
  情愿安分的做人。”

  徐志摩的诗风受英国浪漫派诗歌的影响很大。卞之琳在《徐志摩诗重读志感》对此作过精确的说明:“尽管徐志摩在身体上、思想上、感情上,好动不好静,海内外奔波‘云游’,但是一落到英国、英国的十九世纪浪漫派诗境,他的思想感情发而为诗,就从没有能超出这个笼子。”“尽管听说徐志摩也译过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的自由体诗,也译过法国象征派先驱波德莱的《死尸》,尽管他还对年轻人讲过未来派,他的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越出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  

  多么恳切的语言,这几句诗,无论从行文的气度来讲,或是从行文的情致来讲,都仿佛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决心做人,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的战士的形象站在我们面前,令人肃然起敬。作者再次解剖自己“先前我对这人生只是不调和不承认的态度,因此我与这现世界并没有什么相互的关系”,“但这来我决心做人的宣言却就把我放进了一个有关系、负责任的地位,我再不能张着眼睛做梦,从今起得把现实当现实看。”这些真实地表现了作者的个性,作者思想发展的历程,作者由理想的天国落到了现实的世间,由浪漫地站在人生边上开始踏上了人生的战场,那么“人生到底是什么?”作者坦白地说“我来是来了,可还是一肚子的不明白”,的确,人生是什么?这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个永恒的谜,许多人孜孜以求,“上穷碧落下黄泉”可最终还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但正唯其神秘难解,又吸引着人,一代一代地探求。每个人对人生的理解可能都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保持“自己思想的忠实”,作者坚信这一点,于是坚决地喊出“我从今起要迎上前去,”去“活动”,去“搏斗”,去“决定”,去“寻着一个相当的敌手。”尽管思想有失浅薄,目标有失空泛,但这种果敢积极的态度震撼人心,让人为之振奋,为之击节赞赏。宣言完了,作者最后形象地写道“我现在戴我的手套去。”俨然一个整装的斗士跃马纵聘沙场。
  全文以“迎上前去”为中心,以感情的激荡、宣泄为线索,剖析社会,省察自身,感情何等真率、坦诚,态度何等坚决果敢,这里没有虚情,矫情;没有遮盖,掩饰。如一曲战斗的号角,主旋律就是:“决心做人,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
  这是一篇抒情言志的散文,但读来毫不枯燥。作者把情、理很好地结合起来,采用一种与朋友交心的方式,把自己一颗热腾腾的心捧出来放在你的面前,以情动人,以诚感人。说理不是板着面孔,枯燥无味,而是采用形象化的手法具现作者的理想,具现作者的人生态度。写理想主义者的碰壁采用生病的类比,读来生动明了。用“一大群食蚁兽”画出社会上一些人惧事保身的嘴脸,突现出作者的斗士的形象,对比鲜明。从而把说理和艺术很好地结合起来。
  语言流畅,简洁,准确,生动。诸如“这回我不撒谎,不打隐谜,不唱反调,不来烘托,我要说几句至少我自己信得过的话,我要痛快的招认我自己的虚实,我愿意把我的花押画在这张供状的末尾”这里吸收了口语、方言、文言种种形式的白话文,很有表现力。徐志摩本质上是个诗人,他带着诗人的情绪的狂放,闯入散文的园地,如文中两段诗句的运用,既突出了作品的主题,又使文章无形中漫溢着一缕诗情,带上了一种诗意,染上了诗的色彩。再如“我要一把抓住这时代的脑袋,问它要一点真思想的精神给我看看——不是借来的税来的冒来的描来的东西,不是纸糊的老虎,摇头的傀儡,蜘蛛网幕等的偶像,我要的是筋骨里迸出来,血液里激出来,性灵里跳出来,生命里激荡出来的真纯的思想。”这一段对社会现状的剖析,极其生动形象,那么富有诗意,毫不概念,毫不枯燥,具有诗的精神,诗的意蕴,诗的质地,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作者跳跃的思维,会情不自禁地跟随作者的联想去想像。笔锋轻巧活泼,联想生动富丽,情感热烈奔放,充分体现出徐志摩的创作个性。作者还使用了大量的短句和排比句,读来铿锵有力,节奏急促,既有助于表达作者跳动、喷发、倾泻的激情,又使文章具备了抒情散文所特有的意境。不失为一篇难得的抒情散文。
                           (欧阳海燕)

  徐志摩的爱情诗使他个人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把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情路历程倾吐在诗歌中,从而使自己的诗歌别具一格。艾青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中说徐志摩“擅长的是爱情诗”,“他在女性面前显得特别饶舌”。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象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茅盾在《徐志摩论》中认为:“我以为志摩的许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够把来当作单纯的情诗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然而,徐志摩的理想是单纯的、非现实的,单纯到了到处受到人世烦扰的碰撞,非现实的到了一触即毁灭。胡适在《追忆志摩》于是就说:“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

  尽管如此,徐志摩总是非常乐观,他的诗歌中还有乐观的调子。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中说:“他的诗,永远是愉快的空气,不曾有一些儿伤感或颓废的调子,他的眼泪也闪耀着欢喜的圆光。这自我解放与空灵的飘忽,安放在他柔丽清爽的诗句中,给人总是那舒快的感悟。好象一只聪明玲珑的鸟,是欢喜,是怨,她唱的皆是美妙的歌。”朱自清在《新中国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也说:“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他让你觉着世上一切都是活泼的、鲜明的。陈西滢氏评他的诗,所谓不是平常的欧化,按说就是这个。又说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羯鼓饶钹,很少提琴洞箫等抑扬缠绵的风趣,那正是他老在跳着溅着的缘故。”  

  徐志摩诗中这种生命的欢乐,来自他对生活的理想的执着与自信。他总是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他总是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而他总在幻想有一颗明星。陈梦家说徐志摩诗是“柔美流丽”的,徐志摩即使是在谈痛苦和死亡,也充满了浪漫色彩。但他又是颓唐和消极的,他把人生的理想建立在欢乐意识之上,一旦理想破灭,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可言状的悲哀和绝望。因此,茅盾在《徐志摩论》说:“一旦人生的转变出乎他意料之外,而且超过了他期待的耐心,于是他的曾经有过的单纯信仰发生动摇,于是他流入于怀疑的颓废了。”  

  徐志摩是才情显赫的诗人,是新月派的“诗圣”,同时也是著名的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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